关于河洛文化的内涵，从广义上讲，包括在河洛地区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河洛地区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制度等。根据这本书的编写原则，主要研究和阐述河洛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即精神、思想方面的内容，以及相适应的有关制度等。下面，我们将河洛文化内涵的主要方面作一些概括的介绍。
一、史前考古学文化
史前，一般指文字出现以前。要了解和认识史前时期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考古学是主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的一种文化。早在１９５９年，就在洛阳市下辖的偃师市马涧沟发现了属于裴李岗文化典型遗存的石磨盘一套；其遗址则于１９７７年首先发现于河洛地区内的新郑市裴李岗村。以后，裴李岗文化遗址陆续在古洛阳范围的偃师、巩义、登封以及豫西广大区域内多次发现，如偃师高崖、宫家窑，孟津寨根，新安盐东，登封双庙，汝州中山寨、槐树阴等，证明洛阳及河洛地区是裴李岗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
从发现、发掘的遗址看，裴李岗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和陶器。农作物有粟，饲养猪、狗。工具中以磨制的带锯齿石镰、长条形两端磨刃的石铲、近似鞋底形并有四个柱状足的石磨盘（和石磨棒为一套）最典型。陶器较原始，均为手制，出现了陶塑的人头、猪头、羊头等艺术品。在裴李岗文化晚期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有七孔骨笛，在龟甲及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上有较多的刻划符号，为探索文字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当时的聚居区（村落），一般规模不大。
接下来的仰韶文化，以１９２１年首先发现于古洛阳范围内的渑池县城北仰韶村而得名。重要的遗址有：渑池仰韶遗址，洛阳孙旗屯遗址、王湾遗址、矬李遗址、妯娌遗址，陕县庙底沟遗址，郑州大河村遗址，安阳后岗遗址，淅川下王岗遗址，以及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华县元君庙遗址等。河洛地区是仰韶文化分布的最主要区域。
仰韶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加工较为精细。陶器以红陶为主，间有少量灰陶，早期多手制，晚期出现了慢轮加工，纹饰有人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形花纹等。还有制革、纺织、制骨等工艺制作。作物以粟类为主，另有黍、稻等；已开始种植蔬菜，有白菜、芥菜等。家畜家禽有猪、狗、鸡等。艺术品有绘画、陶塑、雕刻等。已发现数十种刻划符号，或认为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龙山文化以１９２８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而得名。１９３１年，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第一次在河南安阳高楼庄后岗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即下层为仰韶文化遗址，中层为龙山文化遗址，上层为商文化遗址，从而确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①
经过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还证明过去泛称的龙山文化，其文化系统和源头并不单一，故进行了不同的命名，一般分为山东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龙山文化陶寺型等。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系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以１９５６年发掘古洛阳范围内的陕县庙底沟遗址（上层）而得名，豫西为主要分布地区，距今有近５０００年左右，既有仰韶文化特征，又有河南龙山文化特征，具有从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应属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几年后在洛阳王湾遗址，也发现了由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的过渡期。
河洛地区是河南龙山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洛阳王湾遗址（三期）、矬李遗址、孟津小潘沟遗址、临汝煤山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等都是代表性遗址。
龙山文化的石器较以前进步，生产工具中的带肩石铲、石镰、蚌镰、带穿孔的石刀，都是具有特征的器物。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灰陶为主，普遍使用轮制，有少量黑陶和极少数蛋壳黑陶，红陶甚少见。在河南临汝煤山遗址甚至发现了炼铜用的坩埚残片。农业有了发展，收获量提高，家畜有猪、狗、牛、羊等。出现了骨簪、骨环、蚌饰、牙饰等装饰品，流行占卜习俗，以猪、牛、羊、鹿等的肩胛骨为卜骨。
二里头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村而得名。早在１９５２年，已经在古洛阳境内的登封玉村发现了这类文化遗存，但因１９５９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最具代表性，故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考古勘查资料表明，在河南省大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东部都分布有二里头文化，它是我国最早的青铜文化。
位于偃师市的高崖西台遗址，下层为裴李岗文化，中层为仰韶文化，上层为龙山文化；位于河洛地区的临汝煤山遗址，其下层为河南龙山文化，中层为二里头文化，上层为商代文化。这二处考古学遗址，从地层上表明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承袭关系。其中煤山遗址的文化面貌，既有河南龙山文化的特征，又有二里头文化（一期、二期）的特征，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
不少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河南龙山文化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直接源头。
由裴李岗文化而仰韶文化、而河南龙山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渊源有序，一脉相传，连绵不断，显示出河洛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非同寻常的生命力。“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意味着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的长足发展，并取得积极的成果。如从史前文化到历史时期的过渡，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代表着连续发展的中间环节。通过继承发展的凝聚性和相互交流的多样性，终于形成以商周文明为核心的主体部分，并导致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壮大，这无疑是近代考古学的重要贡献。”②
二、三皇、五帝的传说
“三皇”说法颇多，我们采用“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一说；“五帝”采用“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一说。三皇五帝均与河洛地区有密切关系，三皇五帝文化，尤其是五帝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源头和组成部分。
如伏羲氏长期在河洛一带活动，受河图以画八卦，伏羲之女溺死洛水，化为洛神。
再如黄帝。前已提及《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而根据《山海经》所记地望，有虫乔氏应即生活在今洛阳以及孟津、新安、渑池一带。新安县境内的青要山，即黄帝密都之所在。
《水经注·洛水》引《地记》云：“洛水东入于中提山间，东流汇于伊是也。昔黄帝之时，天大雾三曰，帝游洛水之上，见大鱼，煞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始得图书。”
《史记》正义曰：“巩县有鄩谷水者也。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
除了新郑市号称“黄帝故里”外，也有研究者认为“黄帝故里”在洛阳。还有其它说法等。黄帝和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关系密切，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三皇”、“五帝”在河洛地区的活动，不但有不少古代典籍留有记载，而且还有大量世代相传的传说在这一代广泛流行，许多和传说相关的遗迹遗物，也为广大民间所津津乐道。
三、河图洛书
关于“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也发生在史前时期的河洛地区。
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图”；还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此“图”和“书”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而在《汉书·五行志》中另载有一种出自刘歆的说法，他把神龟贡书定为禹治洪水之时。
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说：“河图者，伏羲氏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孔安国还对龙马负图而出作了一番描述，说龙马为天地间的精灵，它的外形非常奇特，在马身上长有龙鳞，故称龙马。这匹龙马赤文绿色，高八尺五寸，似骆而有翅，踏水不没。伏羲在位，“龙马出于孟河”，所谓孟河就是黄河孟津段。
另有记载，这匹龙马的旋有次序，形数有异别。排行是一、六在后，二、七在前，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十背中，这就是河图。
除了伏羲氏时代外，传说这匹龙马还有另外几次负图而出，轩辕黄帝时，帝尧时，这种神迹都出现过。
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河出图”的“河”不是黄河，而是活动于河洛地区的古老部族有河氏，“出”是奉上、进献的意思。意思是有河氏把这个部族创造的有着特殊含义的图献给了伏羲氏。这种观点的意义不在于结论是否成立，而是把河图请下了神坛。③
洛书与河图紧密相连，是远古先民用神秘筮数的奇妙组合，来概括“天人合一”思想的宇宙图式。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中引用经学家刘歆的话说：“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意思是，在禹治水的时候，上天赐给大禹一部洛书，大禹对此作了阐释，这就是《洪范》。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就是国家大法。《尚书·洪范》记述的是周武王灭商后，向贤人箕子问治国之道，箕子向周武王讲述了禹的洪范九畴，实际上是九条治国方略，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九曰享用五福，威用六极。东汉经学家马融说：“从五行以下至六极，《洛书》文也。”清代学者孙诒让说：《尚书·洪范》中的“初一曰五行至威用六极六十五字为洛书所出龟书，禹得之以为九畴。”
《洪范》把五行等九章治国大法从一到九一一排列，人们就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九个数代表这九章大法，这九个数就称为洛书之数。《大戴礼·明堂》载：“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东汉经学家郑玄注释说：“记用九室，谓法龟文也，取此数以明其制也。”后来用白圈和黑点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来排列的洛书图正由此而来。
今洛阳市孟津县，原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当地称图河，全长约２０公里，流过该县朝阳镇卦沟村、送庄乡负图村、白合乡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会盟镇雷河村附近注入黄河。古来相传，“龙马负图”就在黄河、图河交汇这一带；今洛宁县西长水村，立有二方古碑，东西并排，面南而立。西边一方有研究者称应为汉魏遗物，正面碑文，仅剩一“洛”字；东边一方为清代所立，正面为“洛出书处”４个大字。古来相传，“神龟贡书”即在此洛河段。
四、思想学说
由于地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率先进入文明时代等多种因素，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就成了中国思想学说产生和形成的渊薮和核心地区。包括河图河书、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法家学说，以及与其发展、沿变紧密相关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都和河洛地区有深深的渊源关系。
五、史官文化及历史学
东汉史学家班彪曰：“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后汉书·班彪传》）。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
在我国，自商代开始，已有了“史官”的设置，甲骨文中所见之“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④史官在王的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等。西周、东周亦皆置史官，“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周代的史官制度已经较为完备。
除周王室之外，东周时的各诸侯国也多设有史官，如当时的鲁国史称《春秋》，晋国史称《乘》，楚国史称《梼杌》。
在当时，史官是社会文化的代表人物，他们世代承袭，按照一定的“书法”，记载历史。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一书中说：《左传》中载有五十“凡例”，应该就是史官们共同遵守的“书法”。东周王室的老子，鲁国的左丘明等，都是当时的史官。
《尚书》的内容，就是史官所藏的重要典诰，即所谓“言为《尚书》”。如其中的《洪范》篇，据说就是史官所记录的箕子所言的殷朝政治文化的纲要。“春秋”，本为各国史书的通称，后在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失传，惟鲁国史书《春秋》保存了下来。鲁国的《春秋》，本为鲁国历代史官所记的鲁国历史，称为《不修春秋》；后经孔子修订，成为儒家经典的《春秋》。
一般认为，《左传》是对《春秋》的补允和丰富，为鲁国史官左丘明而作；但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左传》并非“解经”之作，而是独立的编年体史书。
章学诚称“六经皆史”，学术界多宗其说。范文澜说：“一切有关文化的记载，都归史官掌握，子孙世代传习，供少数贵族的咨询与使用”，“儒家的六经，原来是周史官所藏各种历史记录”（《中国通史》）。班固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汉书》）。可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说——儒家学说、道家学说，都是由史官文化所升华、所凝合而形成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通史，即是由“世为史官”的司马迁修撰的。
史官制度，自商代、周代诞生、发展、逐步完备并一致流传下来。在后来的数千年中，史官文化就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对中国古代文明、中华民族文化、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较之世界上许多国家，我国保存有浩翰的古代典籍，有煌煌巨著二十五史，可以说，历代“史官”发挥了重大作用。
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由华夏族首先形成和发展起来。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一书中说：“史官文化的发育地在黄河流域。”又说：“史官文化在哲学上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夏商相传的五行论；一种是周朝新创的阴阳论。五行首见于《尚书·洪范篇》，……阴阳首见于《周易》。”
陈昌远先生在《先秦河洛历史地理与河洛文化历史地位考察》一文中说：“西周史官的兴起，所记《八诰》，记载了有关周公东征，营建洛邑，封邦建国等重大历史事件……是周初极为重要的文献。其中《康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等篇，大都与新洛邑有着密切关系，其中有的就是在新洛邑完成后，由史官记其事的。所以西周史官及其史学的兴起，也当在洛邑，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夏商周三代均建都于河洛地区，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史官制度、史官文化的形成诞生之地。范文澜《中国通史》称“史官文化的主要凝合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家学说）”，而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则分别由周公、老子开创于洛阳，这就更进一步说明了史官文化和洛阳、和河洛地区的渊源关系。
至于史学，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的历史，可以说和我们伟大民族、伟大祖国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一部河洛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史、中国史的缩影。
较之国际、国内的许多其它城市、地区来说，洛阳和河洛地区的历史显得异常威武雄壮，波澜壮阔，许多改变中国历史航程的重大事件发生在洛阳，许多或惊心动魄、或缠绵曲折的活剧上演在洛阳。与洛阳极其丰富多彩的历史相适应，这里便涌现出了众多著名的历史学家，诞生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史学著作。《尚书》中的许多篇章诞生于洛阳，司马迁在洛阳受命写《史记》，班氏兄妹洛阳著《汉书》，陈寿在洛阳撰《三国志》，司马光在洛阳完成《资治通鉴》等，便是其中最光辉的代表。
六、文学艺术
河洛文学艺术是河洛文化中绚丽多彩的组成部分。河洛地区是中国文学的发祥地，《尚书》开中国散文作品之先，《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尚书》中的少篇目，《诗经》中的不少诗作．代表着河洛文学的最初成就。西汉时洛阳人虞初著《周说》，被誉为小说的开山之作。汉代辞赋，建安文学，汉魏文章，唐诗宋词，成就了河洛文学的辉煌。河洛地区是我国民族艺术的重要发祥地，河洛艺术源远流长，多彩多姿，诸如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曲艺等，都在中国传统艺术殿堂中构成了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在论及洛阳文学艺术的特点时，《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
⑤一书曾经指出了五个方面，即洛阳文艺“具有历史性”、“具有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具有巨大的穿透性和活跃性”。
七、科学技术
从非常久远的年代开始，聪明智慧的河洛人就有了许多发明创造，如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等。二里头夏都斟鄩出土的青铜器，是迄今最早的一批青铜器，夏代的杜康则在洛阳发明了酿酒。夏商之后，河洛地区涌现出众多的科学家、发明家，他们的成就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谱写了中国科技史的光辉篇章。如东汉太史令张衡创制浑天仪、地动仪，东汉宦者蔡伦创制“蔡侯纸”，王景主持治理黄河；魏晋时的发明家、任给事中的马钧创制龙骨水车、水转百戏，刘徽注《九章算术》，太医令王叔和著《脉经》，西晋司空裴秀创制《制图六体》；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一行在河洛地区测子午线，唐三彩的烧制，宋代洛阳牡丹的栽植培育，元代郭守敬在河南府登封县修建观星台等。
八、教育
文化教育密不可分，河洛教育是传播、弘扬河洛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尊师重教是河洛人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偃师二里头夏都斟鄩，有研究者认为已有最早的“庙堂式大学”；东汉洛阳太学，是世界上有迹可寻的最早的国立大学和研究生院；东汉鸿都门学，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专科艺术学校；西晋在太学之外，首设国子学；隋代炀帝设国子监，成为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又设进士科，首创科举取士之制；唐代时，武则天首创殿试，设武举；开元十二年（７２４年），在洛阳建丽正书院；宋时西京洛阳有嵩阳书院等，可以说都具有开一代之风的作用。
九、制度文化
奴隶制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人剥削人的制度，以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即奴隶）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在当时，这种制度曾经促使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大大发展，较之原始公社制大为进步，是一种很先进的制度。如前所述，学术界一般认为，由夏代开始，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就是说，在中国，人类社会这一伟大的社会制度变革，是在河洛地区最先实现，而后遍及全国的。
封建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剥削制度，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为社会制度的基础。它较之奴隶制是一种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国何时进入封建制，学术界争论颇多。但从春秋到战国，各国地主阶级政权陆续建立，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农生产成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封建制最终确立，这种说法得到史学界众多研究者的认可。我们知道，虽然有“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等强大的“地方势力”，但驻在洛阳的“周天子”毕竟还是“天下共主”，所以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这一错综复杂、斗争激烈的过程中，必然会和洛阳、河洛地区有这样那样多层面、多途径的连系。
“河洛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对于中国历史也曾发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大的方面来讲，中国历史上的两次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即奴隶制的确立和封建制取代奴隶制，都与洛阳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从小的方面来说，比如，均田制的推行，漕运制的确立等都与河洛地区紧密相连。”（薛瑞泽：《河洛文化的概念问题》）
十、民俗文化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以河洛地区为核心的中原大地，是我们的先民、传说中三皇五帝时期的众多氏族、部落生活、活动的主要地区。还由于这一带奴隶制最早取代原始公社制，在以后的长时期里，又是我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以至境外不少地区、国家、民族交往的中心，这就决定了河洛地区的民风民俗，必然会具有榜样、楷模、表率及示范作用，从而对周边及其它地区甚至境外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各地的风俗时尚也会传流到河洛地区，而被有选择的、程度不同的吸纳和接受。
河洛地区的民风民俗，在漫长的时期内逐渐形成、演变，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一年四季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如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节日庆典，集会结社，人生礼仪，婚丧嫁娶，信仰崇拜，邻里乡亲，游戏娱乐，民间工艺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和广大民众的生活水乳交融。
河洛民俗文化既受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等发展变化的影响，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多侧面、多角度的反映各个时期的社会历史现实。民谚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河洛民俗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士向诗书，民习礼仪，务正立业，有周、召遗风”（《宋史·表》），“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苏东坡《司马君实独乐园》）。河洛民俗特有的先导性、正统性、开放性等，是和洛阳独特的历史地位、河洛文化独有的特征和优势相吻合的，但它同时也在更多方面体现了我们民族共同的风俗时尚。
十一、姓氏文化
由于河洛地区以及河洛文化圈（即河南省）在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重大作用，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华姓氏最重要的起源地。赵保佑、刘翔南先生曾有以下的初步统计资料：中国自古至今出现过２２０００多个姓氏（现在仍在使用的至少有３５００多个），其中起源于河南省的约占三分之二。在当今人口最多的３００个大姓（人口１６万以上的姓氏）中，源于河南省或主支起源于河南省的有１６７姓。在宋代启蒙读物《百家姓》收录的数百个姓中，后人标注其郡望在河南省境域的达１１５姓，居全国之冠。洛阳地处中原腹地，也是中华众多姓氏的主要发源地。经初步查证，历史上发源于洛阳及所辖市、县的姓氏达１８０多个，居河南省各市首位。⑥
偃师市地处伊洛河两岸，为洛阳市下辖九县（市）之一。据《偃师姓氏源流》⑦一书提供的数字说：在偃师市现用的姓氏中，源出偃师、或姓中一支源出偃师的１１７个姓；另有９４个姓源出偃师市，今在偃师市已消失不存，两项合计，单是源于偃师市的姓氏多达２１１个。
按照最新的排序，人口最多的前五个姓分别是王、李、张、刘、陈。据统计，这五个姓的人口共计３．５亿多。这五大姓或全部源于河南省，或姓中一支、二支源于河南省。
还要提及的是，北魏孝文帝在洛阳实行汉化政策，推进鲜卑姓氏改为汉族姓氏，也是研究河洛姓氏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北魏太和十九年（４９４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太和二十年（４９６年）正月，孝文帝诏令鲜卑族的１１８个姓氏统统改为汉姓，共改得１１４姓。如达奚氏改姓奚，纥奚氏改姓嵇，独孤氏改姓刘，贺楼氏改姓楼，勿忸于氏改姓于，丘穆陵氏改姓穆，步六孤氏改姓陆，贺赖氏改姓贺，尉迟氏改姓尉，乙海氏改姓孙，叱李氏改姓李，万俟氏改性万，伊娄氏改姓伊……。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最贵。至于皇族拓跋氏，孝文帝下诏说，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他率先作出榜样，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元宏。
孝文帝的这一政策，使华夏姓氏重要发源地的洛阳又获得了大量新的姓源，洛阳、河洛地区遂成为更多姓氏的起源地或起源地之一，这对中华姓氏的演变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增添了精彩篇章。
十二、园林、花卉及牡丹文化
“天下名园重洛阳”。商周时期，河洛地区已经萌生了园林的雏形，吕不韦所建洛阳南宫，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园林；秦汉以降，东汉洛阳的西园、毕圭苑、濯龙园，魏晋的华林园、金谷园，北魏的华林园，隋唐时期的西苑、上阳宫、绿野堂、平泉庄，宋代的富郑公园、赵韩王园、仁丰园、独乐园、湖园等，都堪称为中国园林史上的经典之作，对于研究中国园林史、园林文化和园林艺术有重大价值。
历史上，河洛地区的花师、花工和广大劳动人民，曾经培育出了不少名贵花卉，牡丹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洛阳是中国牡丹园圃栽植的发祥地，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早的牡丹栽植中心。据记载，洛阳牡丹人工栽植始于隋，繁荣于唐，甲天下于宋。宋代著名文家欧阳修，曾撰有《洛阳牡丹记》一文，他在文中对全国各地的牡丹作了对比，然后得出了“是洛阳者为天下之第一也”的结论。他还有诗句曰“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于是，“洛阳牡丹甲天下”从此流传海内外，故牡丹也称京花、洛花、洛阳花等。
①梁思永《后岗发掘小记》，《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１９３３年６月。
②安志敏《仰韶村和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文化发现８０周年》，《中原文物》２００１年第５期。
③参见郑贞富《河图洛书源于图腾论》，韦娜主编《河洛文化论丛》第三辑第８０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④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２５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⑤赵金昭主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⑥赵保佑、刘翔南《洛阳姓氏文化资源亟待开发》，《河洛史志》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⑦王西明、高献中、康仙舟主编《偃师姓氏源流》，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河洛文化论衡》徐金星郭绍林扈耕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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