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流。儒家经典《诗》《书》《易》《礼》《春秋》，成了人们的指导思想。两汉时期，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为经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东汉初期首都洛阳的白虎观会议，确定了经学的谶纬化程序。东汉中后期，马融、郑玄通过注释儒家经典，融合今古文经学理论，成一家之言，逐渐平息了今古文之争。
一、孔子“入周问礼”与经学的形成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公元前５２６年，孔子认为自己对周礼的认识还不够系统、深刻，于是决定和南宫敬叔一起到周朝都城洛邑（今河南洛阳）向老子求教。老子在周王朝长期负责图书管理工作，深谙周礼，他接待了孔子，使孔子受益匪浅。同时，孔子通过对洛邑的参观，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周礼的理解。洛邑为周之王都，周室的图书典籍、庙堂文物，尽荟于此。古人对孔子入周问礼的细节描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西汉刘向描写道：“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他又引用《诗经》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句子，对弟子们说：“行身如此，岂以口遇祸哉！”①曹魏王肃描写道：孔子“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所以王也’”。“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谓从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岂不惑哉？’”②
孔子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搜集、鉴别、取舍、编订、作序、说解，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认识。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论《易》理，以“六艺”教学，奠定了经学的思想基础。
孔子删《诗》《书》之事，据《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记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王充《论衡·正说》云：“《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尚书》为上古的历史文献，《尚书纬·璇玑铃》说孔子曾搜集了三千篇，《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
先秦典籍多有孔子观览礼器、考定礼制和实施礼教的记载，现存《仪礼》十七篇以及大、小戴《礼记》，都与孔子正定《礼》经有关系。《乐》本无经文，寓乎《诗》《礼》之中，孔子正乐，主要是审定乐谱。
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③《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晚年修订《春秋》，寓正逆是非于史实，遗微言大义于后世。
孔子对《易》有不少解说、评论，这些解说、评论，直接影响了后世的《易》学。《论语·子路》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从孔子引用《易》经《恒》卦九三的爻辞来看，他对《易》不仅精熟，而且十分注重其义理，尤其是孔子“不占而已”的认识，对于后世经学注重《易》义理的探讨，有开启方向的作用。
孔子整理“六经”，为人们提供了了解先王之道的依据，从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④《诗》《书》《易》《礼》《乐》《春秋》统称“六经”，构成了孔子学说的完整系统。由于《乐经》一书已佚，这些文献遂统称为“五经”。
二、今古文经之争与白虎观会议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在社会上基本绝迹。秦朝短暂，其简单粗暴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随着政权灭亡而消歇。西汉建立后，文化领域开始解冻、复苏。汉文帝时，一些秦代幸免于难的儒生依靠记忆口头传经，受业弟子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记录下来，便是所谓“今文经”。汉武帝时期，采纳今文经学大师春秋公羊学家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儒家经典确定为学校教科书，儒学从而独占鳌头，定于一尊。但这个儒学，已经不是孔子原始儒学的面貌，而是董仲舒吸收阴阳家、道家思想资料，改造成的新儒学。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一书，将儒家的天人合一说发展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有感情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天有目的的安排。天给人间设立了君主，君主代天进行赏罚。人民服从君主就是服从天道，否则就是反对天。但是，天不是为君主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君主。君主若胡作非为，天就会以自然灾变来警告他，若怙恶不悛，天就要惩罚他，剥夺他的皇位。因此，君主可以无法，但不可以无天。这种君权神授说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和神秘色彩，同时也对皇权作了一定的限制，臣民可以利用自然灾变，假借天威，对君主的错误行为和朝廷的不当政策提出批评，约束君主勤政务本，促使政策改弦更张。董仲舒还将儒家学说中君臣父子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发展成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三对范畴中，各自的前者具有权威和权力，后者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三纲关系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又是天的安排，这便从总体上构成政权、族权、夫权、神权。今文经学由于记忆和解说的差异，一经兼有数家。今文经学阐发经书中所谓的微言大义，为现实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政治思想家，是“受命”的“素王”，六经皆孔子所作，主张“托古改制”。今文经学风浮泛随意、繁缛啰嗦、支离破碎，《尚书》博士秦延君解释“尧典”二字，竟然用了十多万字。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拆毁孔子旧房，出土一批为逃避秦代焚书而藏匿下来的经书，是用秦统一前六国的篆书字体抄写的，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给国家。汉成帝时，刘歆受命整理国家藏书，见到这批书，这便是所谓“古文经”。古文经的篇章多出今文经很多，相同的经书行文也有不少差异。古文经学风朴实，着重训诂词语，阐释名物制度。汉哀帝建平元年（前６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争取立古文经传于学官。但在西汉朝廷中，不仅担任教职的太常博士们都是今文经学家，就连那些达官显贵们也是通过学今文经而占据要津的，刘歆的要求自然遭到诸儒博士的强烈反对，古文经学未能取得与今文经学平起平坐的资格，只能在民间流传。
西汉末年，谶纬作为一种专门学说而出现。所谓“谶”，是用神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灵的意愿，向人们暗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箓，因为常附有图，故称图谶。据说秦始皇时卢生入海得图书，有“亡秦者胡也”字样，秦始皇大修长城以防备胡族（匈奴）亡秦，结果秦亡于秦二世胡亥，这是关于图谶的最早记载。所谓“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释儒家经典的书。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继而刘秀称帝建立东汉，都利用过谶纬愚弄社会。建武中元元年（５６），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谶纬学说兴盛后，儒学生徒要背诵，对策试文要引用，朝廷发布诏令，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成为法定的经典，凌驾于经学之上。
到了建初四年（７９），杨终向章帝提出召开经学会议的建议。早在西汉甘露三年（前５１年），宣帝鉴于诸经支派众多，对经义的解释互有差异，于是在京师长安（陕西西安）未央殿北藏秘书的石渠阁招集诸儒讲论五经同异，萧望之等人如实汇报会议意见，宣帝亲临现场予以裁决，史称石渠阁奏议。杨终援以为例，建议说：“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⑤章帝采纳杨终的建议，下诏说：“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戏，其勉之哉！”⑥章帝于是责成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诸生、诸儒在京师洛阳北宫白虎观（皇家图书馆）开会，讨论《五经》同异。可见白虎观会议的召开，旨在纠正所谓“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对经书的解释统一口径，拿出国家审定的标准本子，向全社会颁布。换言之，这次会议是为了以谶纬化的今文经学为依据，建构统治思想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与会者还有广平王刘羡，以及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张纯、鲁恭、召训、李育、刘羡、赵博等人，或为今文经学家，或为古文经学家。会议持续一个多月，作为会议成果，是由史学家、古文经学家班固将会议记录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或《白虎通义》。《白虎通》传世本共列四十三个专题，囊括宇宙、自然、国家、社会、人伦、爵禄、礼乐、刑律、军事、祭祀、婚丧、农业、商贾、灾异、占卜、宗族、寿命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白虎通》引用儒家经传，将《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杂糅在一起，并同谶纬说法混合在一起，沿着董仲舒《春秋繁露》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路线，予以发挥，把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完整的神学世界观，完成了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国家理论旗帜建构进程。
关于天地万物的起源以及同人伦的关系问题，《白虎通》解释说：“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接着落脚于纬书的结论：“故《乾凿度》云：‘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妇随也。’”⑦这是说由“太初”之“气”到“太始”之“形”，再到“太素”之“质”，经过这三个阶段，形成了天地、宇宙要素，进而形成世间万物、男女老少、道德、文章，因而出现秩序，“阳”为主导一方，“阴”为从属一方，所以应该“阳唱阴和，男行妇随”。乍看起来，这段文字将物质的“气”作为“天地之始”的状态，似乎体现出唯物主义倾向，但后面却解释为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这便落进神学论、唯心论宇宙生成观的窠臼中了。
《白虎通》运用了《春秋繁露》的类比手法，将当时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与天地星辰、阴阳五行等自然现象牵强比附，来神化封建秩序和等级制度。《白虎通》指出：“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⑧这是说，在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组范畴中，各自的前者和后者的关系是永恒不变的，前者犹如天，在上为尊，后者犹如地，在下为卑。所以前者永远是后者的“纲”，后者永远要服从前者，绕着前者转，为前者甘愿做出牺牲。《白虎通》还说：“日行迟，月行疾何？君舒臣劳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纲之义，日为君，月为臣也。’”⑨“臣有功，归功于君，何法？法归明于日也。”⑩这是说臣子做出成绩，应该归功于帝王，因为帝王是太阳，发出光芒，臣子是月亮，其光芒来自太阳的照射。像月亮绕着太阳运行一样，帝王理应享受安逸，臣子理应付出辛劳。至于百姓，那便是“君有众民，何法？法天有众星也”。?百姓同臣子相比，更是等而次之，犹如天上数不清的星星而已。既然是这样的格局，维护王朝统治的“三纲”、“五常”、“六纪”，自然是天经地义的法则。《白虎通》说：“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何谓纲纪？纲者张也，纪者理也。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纲之有纪纲而万目张也。”三纲六纪与自然界相比附，“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东南西北上下）。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伸），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化端也”。?由于论述了伦理关系取法于阴阳和天道，于是似乎证明了这些规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那么，君权、族权、夫权、神权作为束缚人民的四条绳索，以皇帝主持的国家级会议成果形式确定为法典，确定为普世原则。
尽管这样，《白虎通》并没有对所有问题都规定标准说法，如“王者不臣”、“王霸”等等条目，对有关解释都没有武断地一刀切，而是汇集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供人们思索参考。
总之，《白虎通》系统吸收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观点，肯定了“三纲六纪”，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是董仲舒以来神秘主义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①［西汉］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十《敬慎篇》，第２５８页、２５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②［曹魏］王肃著、王德明等译注《孔子家语译注》卷三《观周第十一》，第１２７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③杨伯峻《孟子译注·滕文公下》，第１５５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版。
④《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１９３８页。
⑤［刘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八《杨终传》，第１５９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
⑥《后汉书》卷三《章帝纪》，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⑦［东汉］班固撰、［清］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卷九《天地》，第４２１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
⑧《白虎通疏证》卷四《五行》，第１９４页。
⑨《白虎通疏证》卷九《日月》，第４２４页。
⑩《白虎通疏证》卷四《五行》，第１９５页。
?《白虎通疏证》卷四《五行》，第１９６页。
?《白虎通疏证》卷八《三纲六纪》，第３７３—３７５页。
《河洛文化论衡》徐金星郭绍林扈耕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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