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国书画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名誉主席、开国将军罗瑞卿之子罗箭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以“中国抗日战争在东方战场起到骨干作用”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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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您的父亲罗瑞卿大将是我国杰出的领导人之一，首先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些罗大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平凡的经历。
罗箭
我分享一下抗战时期我父亲的两段经历，首先是1936年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以后，就成立了红军大师，当时主席就说，我们长征胜利到陕北有一段比较平稳的时期，需要给我们的军队干部进行培训和训练。北伐战争时期有一个黄埔，所以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黄埔，就叫红埔，后来就说叫红军大学，这样成立了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抗大。我父亲在延安时期主要是从事抗大的教育工作。抗大从第一期一直办到第五期，最后发展到规模一万多人，培养了我军大批的工作者。后来1939年主席跟我父亲讲，说延安现在人越来越多，延安人民的负担太重了，说你是不是带一些口、带一些嘴走，再一个，各个抗日根据地发展很快，需要大量的干部，说你带一些人走吧，这样我父亲就带着抗大，还有陕北公学一些学生，从延安出发到了晋察冀抗日前线。这些人去了以后，不光是留在晋察冀，还有沿路的晋绥，以后又到晋冀鲁豫，到新四军的华中根据地，这些人都分到各个根据地，壮大了各个根据地的队伍，后来又成立了很多抗大的分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罗箭
到1939年的时候，中央决定让我父亲直接调到八路军总部担任野战政治部主任，那个时候朱老总已经从太行山回到延安了，准备筹办七大，当时在太行山留下的有彭德怀、左权、我父亲和杨立三，杨立三是后勤部长，我父亲是政治部主任，左权是参谋长，他们四个，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领导整个八路军的抗日活动。所以，后期主要是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工作。那个时候，因为咱们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我们的根据地都是一块一块的，像山西那边是晋绥、太岳，华北这块就是晋察冀、山东，分得很散。野战政治部出去一趟非常的困难，他那个时候工作的主要形式，在野战政治部开展政治工作的主要形式，一个是派巡视组，跟我们现在中纪委派巡视组是一样的，但是他主要的内容不是，我们现在巡视组的主要内容是反腐了，那时候的巡视组主要是指导各个根据地的政治工作，发现问题，搜集问题。再一个，很少几次召开一些政工会议，总结经验。主要的精力，他当时在太行山主要的精力放在对敌斗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包括国内的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团结抗日、民族党派这些工作。再一个是做敌工工作。当时在野战政治部的敌工科团结了大概有二三十位日本的，开始叫觉醒同盟，就是这里头一部分是被俘虏的日军，还有一部分是从延安日本的工盟学校过来的一些，这些日本人一块儿做日军敌工的宣传工作。后来成绩很大，这块工作后来成绩很大，因为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一直到1940年、1941年，基本上没有日军战俘，那个时期，前期作战的日军是经过多年的武士道，还有敌军的反共心里，所以那些人非常的反共，甚至到什么程度，我们平型关大战的时候，消灭了日军一千多人，其中有一些，受了伤的日本战俘，我们当时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给这些日本伤病战俘给予人性化治疗。通过我们反复宣传和耐心做工作，很多日本战俘也参加了统一战线。
我父亲和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到了解放后五一、五二年的时候，日本的战俘基本上遣返回了日本，50年代初期中日关系很紧张，这些日本战俘回到日本以后，基本上都成为促进中日友好、反对日本的右倾政策的友好人士，他们回国以后处境也不容易，其中有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老人，他回到日本以后，由于他当过八路军的战俘，各方面都遭到冷遇，安排工作所有的单位都不要他，最后没有办法，日本政府就把他安排在一个公园扫地，勉强维持生活。即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还是参加各种活动，他们也有各种民间组织，针对日本政府出台一些反动的政策，他们会上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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