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于乡村相守 携漫画同行
——评述陈与李及青蛙漫画组的作品
一、引言
我从知道陈跛子（陈玉理笔名）、陈与李（陈玉理、李青艾合作的简称），到认识陈玉理、李青艾伉俪，再到他们一手培植的青蛙漫画组，至今有四十年了。由于青蛙漫画组，我才了解到那个坐落在冀南腹地人口不算太多、经济不算发达，土壤也不肥沃的邱县；还是由于青蛙漫画组，中国的漫画大家华君武、英韬、苗地、方成、詹同、毕克官、徐鹏飞、韩羽，以及美国学者A.兰特、伦杰尔?刘鸿英等等，有太多的漫画界、文化界，以及学术界名流与邱县有了关联，有了友情之缘。
今天，我看到《陈与李漫画集》、《青蛙漫画集》两本厚重画册出版，由衷的感到欣喜。陈玉理、李青艾是资深的漫画家，早在50年代就有大量漫画作品问世。他们也是基层文化的创建者与组织者，1958年他们就组织农民漫画组活跃在当地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但时间不长，就因各种变故搁浅。1971年又开始组织美术组，也由于种种缘由两年后解体。改革开放以后，终于有了他们活跃的空间，组织了青蛙漫画组，发展到今日。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有太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谁要和李青艾聊天，一旦提到这个话题，哪个倾诉的欲望就像决堤的大坝，彭涌而出……但无论有过多少难熬的时光，“漫画”的心跳从来没有中断过或间歇过；相反，他们也收获了应该有的甘甜，但无论有过多少光环与奖牌，朴素的乡村特征与不懈的进取精神也从没有放松过脚步。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一个地区有了特色与亮点。由于他们的存在，使得一批又一批业余绘画爱好者有了发展的动力与方向。也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丘县这个小县城有了诱惑人的魂，正像由于梵高的创造使得阿尔小镇有了灵魂一样，吸引着远方的来客前去观光。
关于“陈与李”及“青蛙漫组”，其实无需我多言介绍，因为有太多的大家手笔文章介绍、评价、赞美、肯定。 十多年前，华君武在《讽刺幽默》发表的论断就足以证明，他在文章中说：“二十年青蛙漫画组出人才、出作品，世界上还有那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农民漫画团体的，如果有，请出来比一比。”言外之意，世界一流。就我作为后辈之浅见，像这样的农村团体确实全球难觅。
二、漫画的根脉与路径
姜维扑先生为王庸声主编的《世界漫画史》一书所作序言引用了叶浅予先生的一段话：“中国之所以有漫画艺术，不能否认是受了外来文化启迪，但是，影响归影响，启迪归启迪，中国漫画家的创作才能和智慧，则是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沃土中的。”同样，站在中国漫画史的背景上来看陈与李和青蛙漫画组，最突出的特征，他们是深深扎根在中国乡村文化的沃土中。他们不仅表现了乡村的人和事，而且与哪里的文化、民俗息息相关。他们的题材涉足乡村的婚姻、生育、执法、致富、反贪、干群关系、生活伦理、政策法规、时事要点，等等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按照作品的创作时间排序来阅读，几乎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一部乡村发展史。
新中国建立之初，农村把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并实行集体经营。当时有许多曾经占有一定土地的农民，对私有变为集体心怀不满，但大势所趋，无力抵抗，采取偷懒怠工的方式不认真耕作。陈跛子在1957年创作的《草草了事》、《谁是懒汉》，这两件作品表现的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的一种常见现象；1958年，全国农村进入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也是掀起“大跃进”的时期，兴修水利，改造农田，集体化的大生产对原始的劳动工具提出了挑战。陈跛子1958年的作品《工具改革》，就表现了这样的背景情节；他发表在1959年《漫画》期刊封面上的《栽下幸福树，盛结丰收果》，就有那个时代浮夸、不切合实际的疯狂特征。那时的口号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60年大刮“共产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入了全国性的大灾荒。那时候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切合实际的搞形式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左倾思想进入了历史以来的鼎盛时期。由成语“虎头蛇尾”演变而来的《虽无此物，但有此事》，成语“画蛇添足”演变而来的《某领导：多劳多得》，产生在那个时期，非常耐人寻味；1962年的连环漫画《农民李六——小片开荒》，直观的表现了当时中央提出了“三自一包”，很快又被左倾路线给阉割后的真实现象，揭示了放与收的前后关系。“三自一包”取缔了，农民没了自留地，粮食不够吃，想买点私粮得摸黑偷着干，不小心撞上了执勤巡逻的人，只好顺势洒在路上。等巡逻人走远后，再偷偷收起来背回去。读来另人心酸。
从画集里看，1964年至1967年期间没有作品收入，应该是年久遗失不易弥补。但有方成、毕克官、苗地等几位漫画大家在1965年写给他们的书信为证，这时期有作品在《人民日报》等处发表。1967年前后，为当地村民画家史，画壁画，一直没有中断过漫画。
但是，1968年，他们夫妇及全家进入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被诬蔑为“隐藏在农村的高等特务、国民党”。连他们刚刚一岁的儿子、母亲，统统被专政，被酷刑，扫地出门。1969年，他们虽然被平反放回家，但经过酷刑之后的李青艾伤势严重，开始了到处求医疗伤的路途。在这期间，他们还是以《农民李六》的符号化人物故事，表现了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举着搞阶阶斗争的大旗，胡作非为，不干人事的丑恶嘴脸。期间，包含着他们被专政的深刻体会和阵阵心痛。最让我感慨的一件作品是《抄家后记》，实际是一篇手札，这样写道：“韩熙载在茅房大摆宴会，拉菲尔的‘圣母’和囚犯一块儿睡，《伊凡杀子》的地毯上增添了新的血迹，毕加索的鸽子在大院里乱飞。”落款“一九六九年四月陈与李”。这篇像哑谜一样的辞文，并没有记载他们如何被抄家，被揪斗，而是以漫画家特有的幽默与胸怀，描述了文革中造反派颠倒是非，群魔乱舞的混乱局面，以及不堪想象的残局。
他们在1971年又开始组织美术组，搞宣传，画壁画、漫画、玻璃画。但这时期主要是服务于乡村的文化活动。粉碎四人帮之后，改革开放的钟声敲响，人们压抑太久的精神世界打开了门窗。陈与李夫妇的漫画生涯，开启了新的征程。他们的漫画作品渐渐的越来越多的见诸于报刊、展览，引起了大家关注。创作的视角，一如既往关注乡村。1978年的《山乡巨变》就是当时“三线建设”运动的写照。从60年代开始，在“备战备荒”的旗帜下，大量的国企逐步迁进山乡，文革后期，实际也是这一运动走向顶峰的时期，原有的自然秩序，被烟囱、铁塔、厂房所替代，那时候环境问题还提不到桌面上来。1987年，小岗村开启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之路，1981年，他们的作品《责任制前后》就表现了这种改革的前后变化。与此同期的作品《“左”视眼者：我受不了这冒尖！》，又表现了“左”的残余在那时的反应。而李青艾入选全国六届美展的《要肥肉，要瘦肉》，从一个侧面，非常形象地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后，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在生活品质上的提高。
在一份当下大学的试卷中，有一道政治题问：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有哪些变化？在标准答案里说，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即：公路建设的变化、农用工具及交通工具的变化、农村住房的变化、减免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的变化。我发现，他们的漫画在这五方面都有不同角度的反应。陈与李1984年的《农民的门路越走越宽》、1998年的《交通与物价》、2004年的《打工归来》、《春雨》、陈跛子1983年的《人车两代》、李青艾2004年的《上天梯》，张爱学1993年的获奖作品《新村曲》组画中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任广强2009年的获奖作品《情变》，王爱卿的2007年获奖作品《盲人摸巷》、张凤霞2001年的《家中有林，林中有家》、王秋玉2011年的《农家新乐》四联漫画、等等，全都是以农村变化为主题的作品。重要的是，他们又有大量作品敏感地扑捉到伴随着新时期新变化而出现种种不正之风，不良现象及负面的典型事例。
开放以来，市场化的经济政策，使得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在各个产业领域蓬勃发展，而假冒伪劣也伴随而来，虽然从1987年开始我国设立了315消费者权益日，打击和铲除了不少涉及方方面面的假冒伪劣案件，但时至今日，依然防不胜防。据报道，在前不久全国“打假行动”推进暨打击整治发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部署会上公布的数字，截至5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假冒伪劣犯罪案件12999起，比“亮剑”行动同期增长143%；抓获犯罪嫌疑人16820名，涉案价值720亿元。而“亮剑行动”是2011 公安部开展的打假专项行动，即：全国公安机关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犯罪“亮剑”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涉及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特别要突出打击印刷复制盗版图书、音像、软件的犯罪，制售假冒伪劣药品、食 品、农资的犯罪，跨地区、跨国（境）的犯罪，职业化、团伙化、规模化的犯罪，与商业贿赂相关联的犯罪，以及其他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犯罪。打假行动已经成为公安战线持久不断的专项行动。陈与李2001年获奖作品《真的细看》，通过一个放大镜对汉字“真”的放大，我们看到了有无数“假”组成。简洁明了，生动易懂，解读了“假”的真相与“真”的假象。赵洪霞1999年获奖作品《退货没门儿》是通过假农药主题的表现，来揭露假冒伪劣商品的蔓延。
胡延亭1992年的《无余图》，将传统的民间年画《年年有余》中的“鱼”挖掉，变成了年年无余，为什么？不正之风，乱摊派，不按国家法律、法规办事，收取农民不该承担的费用，采取强行摊派或者变换名堂、强词夺理、或者利用职权不当费用，这也是搞活经济以来出现的突出问题。《无余图》的巧妙构思，无疑是对这种现状的形象表达。
任广强2008年获奖作品《城市包围农村（对乱占耕地有感）》，表现了这些年到处搞“形象工程”和过度开发，大量不当占有可耕土地，违法建房等现象，商住房、小产权房的迅速蔓延，作为以土地为生存本钱的农村，已经被挤压得难有立足之地。尽管政府三申五令，严禁乱开发乱占土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顶风踏雷的各级领导还是大有人在。漫画《城市包围农村》中，直观地表现出农民土地被无人居住的商品楼挤压得出不上气来。
有太多的佳作，我不再一一列举。他们的漫画创作，一方面，反映了他们自己置身现实的生活体验；另一方面，表现出他们的漫画创作路径，是与抗战以来即新中国漫画的共性特征一脉相承的。廖冰兄对抗战时期的漫画定性为：“动员群众的工具，打击敌人的武器。”而陈与李及青蛙漫画组的作品，可以称为：宣传真善美的工具，打击假丑恶的武器。他们敏感发现，切中时弊，耕作不息。
三、漫画的语言
1943年，丰子恺著《漫画的描法》，成为中国漫画界最早的漫画理论依据之一。书中提出的漫画表现方法六种，即：写实法、比喻法、夸张法、假象法、点睛法、象征法。这些方法在陈与李和他们的青蛙漫画组作品中都能找到实例。比如陈跛子的《人车两代》、任广强的《并非核试验》，就是“写实法”；陈跛子的《瓜与秧》、张爱学的《琴声悠扬》主要是“比喻法”；“夸张法”是最常用也最普遍的漫画表现方法，赵洪霞的《小心不牢固的星》、张爱学的《爷爷，我来帮您！》都是典型个案；李青艾的《听觉触电》、寅峰的《一碗少，两碗多、三碗佛爷吼情歌》就利用了“假象法”；陈与李的《会议室的椅子》和霍培鹿的《缺德》就非常清晰的解读了“点睛法”的妙用；胡延亭的《车到山前没有路》、琚诗岭的《迷宫》显然是“象征法”最佳说明。但是，我更想从以下三各方面来解读他们的漫画作品。
在陈与李和他们的青蛙漫画组的作品中，较常见的形式可以分这样三个方面：文字象形、简约写意、讨巧发挥。
先说“文字象形”。我以为，纯粹由汉字文化培养出来的华夏子孙，使用“象形”来构思创作，实际是顺理成章而不费吹灰之力的事。但事实不是这样，反倒此类漫画作品非常少见。而陈跛子的作品倒是有许多运用。最典型的是他的《春回大地》，一个“春”字形象地演化成农人浇灌的大地，呈现出茵茵绿色的田园，回归到“春”的主题；与此一脉相承的《长寿之道》，是将“寿”字变成大地，在绿色中交织的阡陌田埂，是长寿老人的劳作脚印铸成的，寓意长寿和劳动、绿色田园的关系；还有他的《走正道上去的干部》将“正 ”字变成天梯；李青艾的《买卖婚姻》，将婚姻交易的钱数，变成男人牵住女人的手链。还有她的《吸血蚊》，将“喜”字设计成好似蚊子一样的飞行物，来叮咬一位骨瘦如柴的人，表达了当下流行以各种报喜的方式收刮钱财的不正之风；郝增茂的《人吃人》，也是利用“人”的字形来表达主题，具有一种象形的意义。这种方式，不仅借用了文字本来的含义，也借用文字结构的象形意义，加强了直觉感受。
“简约写意”，是他们绘画风格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现代漫画的主流特征。近现代中国漫画史，大多数漫画家是受西方画风的影响，而走中国路径的，要数丰子恺的画风影响最大。同时也有写意文人画的影响。叶浅予先生风格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陈跛子的《“左”视眼者》、《新耕法》、《伴侣》、陈与李的《春雨》、《农民李六》连环漫画、李青艾的《我的大文章》。任广强的《布谷三唱》、《有危险》、王爱卿的《找小牛》等等，都有这一特征。
“讨巧发挥”，也可以说是借题发挥。陈跛子的《新耕法》，是将土地变成合同书，其文字就成了耕作的田垄，一辆拖拉机奔跑期间，把人带进了幻想与思考。而孙兰芬的《春姑娘梳头》与《新耕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将荒山设计成一位姑娘披散头发的背影，一面“开发荒山”的小红旗像一只头花插在“秀发”上方，一辆耕地的“铁牛”，像一把梳子跑在发丝般的田垄上，把“开发荒山”的劳作场面，表现得有情有趣，耐人寻味。郝增茂的《一举两得》中所描述的情景，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作者合乎逻辑的巧妙安排，展现出乡村生活的甜美情趣。张爱学的《数学迷》借助救护车上的红十字符号，发挥出一道儿童数学题，表现了乡村儿童既聪明又调皮的可爱瞬间。李青艾的《雨天的联想》，更是超现实的浪漫，她把眼镜与车窗嫁接，使读者在视觉错位的一瞬间，完成了会心的一笑。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讨巧发挥”类的作品，应该是漫画本源的东西。我们将漫画为某种主题的宣传内容像脱衣服一样将其拿掉，看看还剩下什么？其实就是“幽默”。不管是浪漫的幽默，还是深沉的幽默，也不管是有主题的幽默，还是无主题的幽默，幽默，才是漫画的核心价值。如果没有了“幽默”的特征底线，你表现了什么样的重大主题，也是不具有漫画价值的。这是将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的核心所在。我们在青蛙漫画组的群体中，看到了这一特征优势，也看到了很强的创造力和丰厚的实践经验。见证着陈与李爱情故事的作品《捉迷藏》、《这里最温暖》、《伴侣》等，都是有极佳幽默感的佳作。
四、漫画之爱
放下他们的漫画作品，我还是忍不住想追问，陈与李何以如此执著不离不弃地相守在乡村，并与漫画同行？
翻阅他们的人生之页，他们的全部创业史，几乎没有离开过那个一直都没摆脱贫困的邱县。这是他们的出生地，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家乡。陈玉理在1954年县师范毕业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从小喜欢漫画的他，性格内向，不善管理学生，先是主动找领导降低自己的工资，未果。后又干脆辞退回家务农，他说：“恐误人子弟。”回家后，业余画漫画，在当时米谷先生主编的《漫画》期刊上发表，梦想成为职业漫画家。而这个时候，也就是1957年，李青艾初中毕业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主管阵地宣传与图书管理。她也是个漫画迷，与陈玉理共同组织丘县漫画组，那时只有六个人。她的漫画作品与陈玉理的作品同时发表在《漫画》上。在那个年代，他们双双登上那个当时非常专业而权威性的《漫画》期刊，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啊！我想，这个时候，不管他们确定没确定恋爱关系，相互欣赏相互吸引相互爱恋的种子，随着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理想，随着“漫画”这条红线一定已经埋进了两个适龄青年的心田。
1960年，陈玉理考入河北美术学院（现天津美院）雕塑系，还当 选班主席。同年，李青艾考入了同一所学院的干训班。 在同一所学校的陈与李，虽然不能像现在的年轻人那样一谈恋爱就朝夕相处在一起，毕竟离得很近，随时可以暗访相约，而漫画就是他们的情物。
干训班两年时间转眼就到期了，1961年李青艾毕业回到家乡，被安排当了一名公社夫妇主任。从此，他们的两地书接连不断的往返于天津、邱县之间。他们的两地书不是普通的书信，全是漫画。他们用漫画抒情，用漫画示爱，用漫画表达喜怒哀乐，用漫画约定终身。最叫人感动的是，陈玉理送与李青艾的彩礼只是自己的一只手印（1962年的作品《送给李青艾的彩礼》）。李青艾收到的这份彩礼，是天底下最廉价的，但也是最无价的。这只手所要创造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1962年，因国家困难，天津美院雕塑系下马，并入了师范系。陈玉理因有前车之鉴，不愿意执教，就自愿申请下放回乡支农。这一放弃学业的举动，我更相信是由于爱情，由于牵挂，由于理想。爱情，因为爱的那一半已经回到了家乡，在热恋中的青年人如何安于两地书的长年折磨；牵挂，生他养他的家乡父老和那里乡土的情调与贫穷，比起大城市的繁华可能更让他多了几分牵挂；理想，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漫画创作沃土，不在他陌生的大都市，而是乡村的生活，乡村的情趣，乡村的格调。所以，他决然返回了家乡。
1963年，李青艾也由于爱的召唤，辞去了妇女主任，辞去了公职，回到农村与陈玉理完婚。从此，“陈与李”就成了这对漫画夫妻的代名词；从此，他们开启了风雨无阻，同甘共苦，悲喜冷暖，共守漫画理想的独特人生；从此，他们以农耕为生，坚持业余创作，漫画夫妻的名声大震，赢得了广泛的好评。韩羽、方成、毕克官、苗地等漫画大家，相继与他们建立了友好往来关系。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明白了他们义无反顾的坚守漫画的缘由，那就是“爱”。爱，这个毋庸置疑的精灵，就是他们的动力之源。这爱，有他们的情之爱，也有家乡之爱，事业之爱。由于“爱”，他们可以冲破任何阻力艰苦创业；由于爱，他们各自也放弃了许多本可以属于自己那一部分；由于爱，造就了他们事业上一路攀登的绚丽业绩；也是由于爱，遭受了文革带给他们不堪回首的岁月；由于爱之旅的坎坷，铸就了他们数十年拼搏闯关不止的恒心！而面对坎坷，他们宁可理解为“上天对他们的苛刻打造”。由于爱，打造了他们大度不屈的性格，成就了他们一身闯渡逆境的能量，因此，他们身上有了常人没有的光环！他们的爱，不是爱华美、爱财富、爱地位。他们相爱，明知道包括了那些无法改变的人身缺憾。他们爱家乡，明知道“我的家乡并不美”。他们爱漫画，明知道这种理想不能给他们带来物资的显贵与财富。陈与李，就是这样一对世界难找的漫画夫妻。
陈与李，以他们坚韧的意志，朴素的情怀，踩出了一条独特的漫画之路。他们一手创办的青蛙漫画组，以携手并进，团结友爱的精神，以立足乡村服务乡村的理想，成就了一个个漫画新人。他们是在保持“泥腿子”精神的状态下创造了漫画专业的一定高度。他们共同构建了乡村文明的亮丽风景，更为漫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范例，值得大家研究。
2013年8月21日于京北北上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