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受北周静帝禅位，代周自立，建立隋朝，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同年，依北周制在洛阳置洛州总管府，又改东京六部为东京尚书省，稍后罢东京，次年罢总管府，置河南道行台省；开皇三年，废行台，以洛州刺史领总监。
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以洛阳为东京。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同年，改洛州为豫州；大业三年又改豫州为河南郡，大业五年改东京为东都。大业十四年复置洛州，辖河南、洛阳、偃师、缑氏、阌乡、桃林、陕、熊耳、渑池、新安、巩、宜阳、寿安、陆浑、伊阙、兴泰、嵩阳、阳城等18县。这正是河洛地区的核心区域。当时的洛阳依然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据《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资治通鉴》等记载，起初，隋王朝和西域之间，因“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壅遏，故朝贡不通”。因此，隋王朝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打通和西域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突厥族原游牧活动于今新疆阿尔泰山南麓，初臣服于柔然。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突厥破柔然，建立汗国。后逐步扩张，领土最大时，“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可汗牙帐建置在于都斤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之北山）。隋初，突厥经常骚扰隋王朝，开皇三年（583年），隋王朝打败突厥，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败于铁勒，后隋炀帝令西突厥射匮可汗攻击处罗可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大业七年（611年）处罗降隋。后射匮可汗统一了西突厥。西突厥控制的范围，东到阿尔泰山，西到里海，不少西域国家为其所属。其统治中心地区在今天的新疆伊犁河流域，汗庭位于龟兹北面的三弥山。
吐谷浑大体占有今青海、甘南及四川西北一带，建都伏俟城（青海湖西）。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遣裴矩出使铁勒部，铁勒部大败吐谷浑。大业五年（609年），隋军重兵进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逃走，所部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降隋。自此，“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以其地置西海郡（今青海湖西）、河源郡（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郡（今新疆若羌）、且末郡（今新疆且末）等四郡，发罪人戊守，进行屯田。又令裴矩建伊吾城，大业六年（610年）置伊吾郡。此次出兵吐谷浑是隋炀帝本人御驾亲征的。《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记载，隋炀帝“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致引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隋炀）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自是西域诸胡往来相继，所经郡县，疲于送迎，糜费以万万计”。
以上所列隋文帝、尤其是隋炀帝及其大臣裴矩等所进行的这些活动，对打通西城和内地、和洛阳的联系，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关于隋代通往西域的具体路线，《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云：
炀帝即位，……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隋炀）帝令（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茲、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隋亡唐兴。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改司州（王世充改洛州为司州）复为洛州，置洛州总管府。当年废洛州总管府，置陕东道大行台。武德九年（626年）废行台，置洛州都督府。唐太宗贞观六年（632年），称洛阳宫。贞观十年（636年），置监察机构河南道，驻洛阳；贞观十八年（644年），废都督府。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改洛阳宫为东都。唐光宅元年（684年），改东都为神都。神龙元年（705年）改神都为东都。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置都畿道，辖河南府、汝州、陕州、郑州、怀州。天宝元年（742年）改东都为东京。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复为东都。天佑元年（904年）唐昭宗迁都洛阳。
唐代初年，在统叶护可汗统治西突厥时，国力达到鼎盛。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玄奘大师西行取经时，曾在碎叶（素叶）看到统叶护可汗打猎的盛况，并受到统叶护可汗的盛情接待，统叶护可汗还护送玄奘大师继续西行。稍后，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所杀，西突厥一分为二。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统一了各部，西突厥再次统一，重新走向强盛。贺鲁自称沙钵罗可汗，牙帐建在双河（今新疆博乐、温泉一带）及千泉。贺鲁进攻唐朝的庭州（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所置，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两国处于交战形势。
显庆二年（657年）闰正月，唐高宗驾幸洛阳；十二月诏改洛阳宫为东都，“洛州官员阶品并准雍州”。当年，唐高宗派程知节、苏定方等大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西逃到中亚的石国（今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被当地石国人擒获，献给唐朝。西突厥灭亡后，唐分西突厥故地置二都护府：一曰濛池，在碎叶川（今中亚楚河）西，一曰昆陵，在碎叶川东。
早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唐灭高昌，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在当时丝绸之路北道的碎叶，中道的疏勒、龟茲，南道的于阗等四城驻军置吏，以为军镇，即著名的“安西四镇”。此后经过撤镇、重设、碎叶军镇划出等变迁，直到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唐王朝另在焉耆新置军镇，此后仍为“安西西镇”。安西四镇对保卫大唐边防，保护丝绸之路畅通发挥了重大作用。
唐时由洛阳通往西域，主要通过西出敦煌这条干线，即所谓陆上（或沙漠）丝绸之路。而洛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当时的主要线路是：由洛阳分别经过扬州、洪州（江西南昌）到达广州，再出南海。
隋唐时期，洛阳和丝绸之路有关的文物考古资料，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均有发现。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长足发展，面世的此类资料更是丰富多彩。
1955年，在洛阳市老城北邙山唐墓中出土一批波斯银币，完整的有7枚，直径2.60-2.70厘米，重3.70-3.90克。按其图案特点当是波斯萨珊王朝卑路斯时期（459—484年）铸造的。这批银币在洛阳是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与波斯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资料。
1965年在洛阳市关林唐墓中出土一件乘人三彩骆驼，高38厘米，长31厘米，背白色，头顶、两峰、前颈和四肢有长毛为棕黄色，背上置蓝、绿色毯子，峰间置一大型驮囊，下垫夹板，在夹板外露的各端分别系有猪、鱼、圆口小瓶和凤头壶，驮囊前后置有绿色丝卷和白色绢卷，绢上坐商人模样的小人。这无疑是唐代满载丝绸西行经商最生动的形象再现。
1971年，在洛阳市关林车圪垱村唐墓中出土一件载丝绢三彩骆驼，高90厘米，长79厘米，昂首嘶鸣，背负驼囊，囊上搭丝绢、水瓶，漫步行进，造型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丝绸之路对外贸易的情形，同时也反映了唐代雕塑工艺的高度水平。同年，在关林唐墓出土1件玻璃瓶，高11厘米，腹径11.50厘米，圆唇、小口，直颈，器身作球圆形，玻璃表面有一层银白色锈蚀薄膜，呈现出与玻璃相一致的平行波纹。段鹏琦先生认为此为“萨珊玻璃器”，“是罗马后期和伊斯初期的香水瓶，在伊朗3至7世纪的玻璃器中经常出现。”
1981年，文物工作者在洛阳龙门东山发掘清理了唐代安菩夫妇墓，出土了一批和丝绸之路有关的珍贵文物。其中一枚罗马金币，直径2.2O厘米，重4.3O克，圆形，正面为一头戴王冠、留长须的半身男装像，两侧有十字架，左边缘处有铭文“FOCAS”，背面是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右手执长柄勾状器，左手持上立十字架的球体，左边缘处有铭文“CTOPIA”。此系东罗马皇帝福克斯的铸币，其铸造年代为公元602-610年。这是洛阳出土的第一枚外国金币，它与1955年洛阳北郊发现的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同为丝绸之路的遗物，从而可以看出唐代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及在中西交通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1984年，在伊川县白元乡一座唐墓中出土一件唐代“三彩胡人俑”。高45厘米，头戴白色幞头，身穿黄色翻领窄袖长袍，一侧翻领及腰为绿色，足蹬白色长筒靴，头向右微仰，眼睛凝视前方，络腮胡，右手握拳上举，左手握拳前曲，作牵引状。是一个牵骆驼胡人的形象。洛阳出土的“胡商俑”，高30厘米，头戴尖顶胡帽，身穿右衽翻领短袍，腰束带，脚蹬毡靴，手提水壶，背负货囊，作躬腰前行状，生动地刻划了来洛经商的西域胡人形象。
除了以上提到的这些出土文物外，在龙门石窟保存下来的吐火罗僧宝隆造像龛也是和丝绸之路有关的。而龙门北市香社行像龛“造像题记”中的安僧达、史玄策、康惠澄就有可能是昭武九姓国的安国、史国、康国人。（连载之四）
（作者系洛阳丝绸之路与大运河研究会会长 徐金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