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这一概念，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由洛阳学术界首先提出来的。首倡伊始，并不曾对这一概念作出较为准确、较为完备的阐述和解释。在此后的２０多年中，随着河洛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展开，学术界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解释和阐述这一概念，不仅对河洛文化的理解更丰富、更深刻，而且也在逐步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解和共识。很显然，准确理解和表述“河洛文化”这个概念，应该是保证河洛文化研究沿着正确方向顺利进行的前提之一。
河洛文化是一支历史悠久、独立起源、自行发展、自成体系的强势文化，有一个漫长的产生、形成、发展、繁荣的过程，有它自己的发展阶段。
一、河洛文化的概念
为了较为准确地解读和表述“河洛文化”这一概念，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学术界关于“文化”这一概念是如何解读和表述的。１９５２年，美国人类学者克罗伯与克鲁克洪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探讨》一书出版，书中列出了从１８７１年到１９５１年的８０年内，关于文化的定义达１６１种之多；１９７１年英国学者爱德华·伯内特·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称：“（文化）是人类在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一书中称：“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个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
中国学者对于“文化”这一概念也作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读。赵金昭主编的《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一书，在引述了韦氏英语大辞典关于“文化”一词的三个方面的解释，以及我国古代“文化”一词的含义后称：“从以上这些解释可以看出，文化一词意义首先来源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体现一种人与自然的生产性过程，它包括着生产、创造、教化和交流等具体历史性观念化或物质化的内涵。因此，广义来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把文化作为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相关规律的科学，构成文化学。”①
田青刚在《论中华文化及其在国家统一中的纽带作用》一文中称：“文化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关于文化的定义有数百种之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界定‘文化’：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文化是人类的能力；文化属于精神现象，是民族精神的表现；文化是人的行为及其构成总和，等等；其中，英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的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他说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社会成员所获得能力、习惯等在内的复合体。’”
中国学者对“文化”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薛瑞泽、许智银在《河洛文化研究》一书中概括说：“目前，关于文化的构成有四种观点：一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是物质、制度、精神；三是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是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等。”
一般说来，关于“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从广义、狭义两种不同的层面和内涵来理解：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即思想、精神层面的内容，以及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有关制度等。此外在很多情况下，“文化”也泛指一般的知识等。
通过以上对“文化”这一概念的梳理和认识，我们就可以较为准确、较为完备的解释和表述“河洛文化”了。即所谓河洛文化，从广义层面来理解，它是指在河洛地区人类社会创造的所有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层面来理解，它是指河洛地区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制度等。简言之，所谓河洛文化，就是孕育、诞生、发展、繁荣、传承于河洛地区的一种地域文化。
在研究河洛文化的过程中，大约由于研究者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认识不同，故出现了对“河洛文化”多种多样不尽相同、甚至差别甚大的解释和表述。
朱绍侯先生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说：河洛文化博大精深，“应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包括原始社会的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黑陶文化以及神秘而代表河洛人智慧的《河图》、《洛书》；应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史官文化，及集夏商周文化大成的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制度；还应包括综合儒、道、法、兵、农、阴阳五行各家学说而形成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以及与儒道思想互相融合的佛教文化等等，以上各种文化的总合就是河洛文化”。
戴逸先生在《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一文中认为：“河洛文化就是指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的文化。”
李先登、杨英先生在《再论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一文中称：“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区域性文化，狭义指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伊洛地区的文化，广义指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国古代河洛地区的文化。”
陈昌远先生在《先秦河洛历史地理与河洛文化历史地位考察》一文中指出：“河洛文化，应指河洛地区所统辖这块地方的一切传统文化。”
韩忠厚先生在《试论河洛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中认为：“河洛文化是产生于河洛地区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华夏文明——黄河文化摇篮的核心与象征。”
王化昆先生在《略论河洛文化发展的几个阶段》一文中称：“河洛文化，是指河洛地区先民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张新斌先生在《河洛文化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一文中称：“我们认为河洛文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就是产生发展于河洛这块土地上一切文化现象，它包括有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各个层面。”“就广义的文化概念而言，人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发明创造、风俗习惯都可以贯之于这个地域的文化”，“河洛文化是存在于古今的河洛地区的人们所创造的文化”；狭义的河洛文化，可以特指“夏代以来到北宋之间”这一时段。
薛瑞泽先生《河洛文化的概念问题》一文中对河洛文化的定义是：河洛文化是河洛地区所存在的一切社会现象，是河洛地区社会化的过程及其结果。即其一，河洛地区物质文明的形成及流变；其二，河洛地区精神文化的发扬及光大；其三，河洛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对于中国历史也曾发生过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四，河洛地区风俗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首善之区的风俗之一，对全国各地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五，河洛地区还产生过对后世影响巨大、彪炳史册的思想家和艺术家。
程有为先生在《河洛文化概论》一书中称：“河洛文化博大精深，内涵十分丰富。它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及制度文化三个部分，精神文化则包括思想学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教育与民风民俗等。”
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在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发表了《弘扬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的讲话，关于河洛文化他是这样表述的：“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古代黄河和洛水交汇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中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主流。”对“河洛文化”概念的这种表述，在河洛文化研究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以上所引关于河洛文化概念的各种理解和表述，不仅显示出大家对河洛文化热爱和关注，而且都是有道理的，在帮助人们认识理解河洛文化上，都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河洛文化的发展阶段
关于河洛文化的起讫时间和发展阶段，我们的界定是：河洛文化诞生于史前裴李岗文化或更早；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发展于汉魏晋南北朝；鼎盛于隋唐北宋；宋以后开始转型或中衰；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复兴期。
诞生期。裴李岗文化是迄今所知河洛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大约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当时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仍从事渔猎和采集。
继承裴李岗等文化的仰韶文化，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当时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以农业生产为主，仍兼营采集和渔猎。
河南龙山文化，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的过渡期，时间约公元前２９００－前２８００年），下接二里头文化（距今约４６００～４０００年左右），已处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河图、洛书的传说等，都是河洛文化最初的源头。
形成期。司马迁说：“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其中夏代当公元前２０７０－前１６００年，由禹至桀，计１４代１７王，共４７０年。位于古洛阳地区的登封王城岗遗址，先后曾发掘出两座小城、一座大城，有研究者认为小城为“禹都阳城”，或大城是“夏建国后禹所都的阳城”。偃师二里头遗址，是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是太康、仲康、桀等夏王所居的夏都斟鄩。商代当公元前１６００－前１０４６年，由汤至纣，计１７代３１王，共５５４年。位于今偃师市境内的商都西亳，为商汤开国所都之地，计有汤、大丁、外丙、仲壬、大甲、沃丁、大庚、小甲、雍己、大戊等１０位商王居此，历时大约２００年左右。此外还有位于河洛地区或河洛文化圈内的郑州商城（一般认为是仲丁迁隞的隞都）、安阳殷墟（一般认为是盤庚迁殷的都城）。周，包括西周、东周二个时期。西周实行镐京宗周、洛邑成周两都制，至少有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曾居洛邑成周城（亦称东都）。东周当公元前７７０－前２５６年，由平王至赧王，计２５王，共５１５年。东周前期，周王居王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后期居成周城（汉魏洛阳故城一带）。
夏商周三代，河洛地区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夏代已经创造出中国古代真正的最早文字”，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也己“真正出现”②；河洛地区率先实现了由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出现了最早的国家、都城，形成了相应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都城制度等等；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史官文化，在这里诞生并逐步完备；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集夏商周文化之大成，创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礼制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制礼作乐的完成也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创立；春秋时，东周王室的守藏室之史老子撰《道德经》五千言，开创道家学说；法家的先驱者子产、邓析，法家的创立者李悝、申不害，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等都长期生活、活动在河洛地区。加之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最古老的散文集《尚书》的面世等。以上这些，都和原始社会的考古学文化、神话传说等有了重大的、质的差别，标志着的河洛文化的形成。
发展期。汉，包括西汉、东汉。西汉初都洛阳，后迁长安，以洛阳为河南郡治。袁祖亮先生在《略述丝路沿线的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一文中指出，西汉时洛阳人口较长安多八万，表明当时洛阳的经济、文化繁荣绝不逊于长安。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皆曾建都洛阳，洛阳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兴盛。武帝置五经博士，有博士弟子５０人；所谓五经，即指儒学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经典。而所谓经学，就是阐述儒家经典之学。由西汉末期开始的今、古文经学之争，至东汉时，在洛阳呈现出了空前的热潮，先后在光武帝时、章帝时、桓灵之际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最后古文经学集大成者郑玄的“郑学”成为此后经学的主流。
洛阳太学是当时讲授儒经、著书立说、抒发己见、相互诘难的重要场听，这里集中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太学生最多时达到三万余人。熹平四年（１７５年）刻立的熹平百经，是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曹魏、西晋建立后，均曾重兴太学。
东汉永平十一年（６８年）在洛阳创立的白马寺，是我国第一所官办寺院，是当时翻译佛经、传播佛教、进行佛事活动的中心，佛教文化开始在我国正式传播。经过曹魏、西晋时发展，至北魏时，出现了我国佛教的第一次高潮，当时的洛阳，“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洛阳号称“佛国”，城内外有佛寺多达１３６７所！
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推老子为教祖，尊称太上老君。以《道德经》、《太平经》为主要经典，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理想，以太清玄元、太上老君为主神。沛国丰县（今江苏）人张道陵曾就读洛阳太学，后入嵩山“隐斋九年”，汉顺帝汉安元年（１４２年），携弟子在蜀郡鹤鸣山（今四川）创五斗米道；琅玡人于吉曾于曲阳泉上得神书１７０卷，即《太平清领书》，后称《太平经》。它继承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４２章）的思想，阐述宇宙万物生成，又提出一套解决社会危机的“太平世道”理想，还阐述了长生久寿的理论及各种实践的方术，将神、仙、人列入等级分明的体系。于吉弟子宫崇曾到洛阳，向汉顺帝呈上于吉所得《太平清领书》，但未被采用。后由张角以《太平经》为理论基础创立太平道。灵帝时，张角派马元义在洛阳一带发展太平道，并在汉灵帝中平元年（１８４年）发动黄巾起义。五斗米道、太平道，作为早期道教的组织形式，他们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
玄学是魏晋时期在洛阳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以老庄思想糅合儒学经义，以“无”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西晋时达到鼎盛，甚至超过了原来的经学，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
此外，这一时期的史学如班固《汉书》、陈寿《三国志》等，文字学如许慎《说文解字》，文学如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等，科技如张衡“三仪”及天文著作《灵宪》、蔡伦“蔡侯纸”，马均指南车、龙骨水车、水转百戏、改进织绫机等，都取得了重要成就。早在史前起源、三代时期形成的河洛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
鼎盛期。隋代初都长安。开皇元年（５８１年），于洛阳置东京尚书省；次年置河南道行台省。大业元年（６０５年），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隋书·炀帝纪》），迁都洛阳。唐高祖李渊定都长安。武德四年（６２１年）置洛州总管府，辖洛州、郑州、谷州、熊州等９州；贞观元年（６２７年），分全国为１０道，洛阳属河南道；贞观四年，以洛阳为洛阳宫；显庆二年（６５７年）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光宅元年（６８４年），改东都为神都；天授元年（６９０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以神都为都；神龙元年（７０５年），中宗复唐国号，改神都为东都；天宝元年（７４２年），玄宗改东都为东京。自天复元年（９０４年）起，昭宗、哀帝都洛，至开平元年（９０７年）唐亡。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显德四年（９６０年）北宋建立，以开封为都，称东京，洛阳为西京。由隋至北宋五百年间，河洛地区地处首都或陪都的历史地位，经济、文化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河洛文化也进入到了它的鼎盛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玄奘、神秀、法藏等大批高僧的湧现，大量佛籍的译出，众多宗派的形成，众多佛寺的繁荣，龙门石窟的大规模雕造等，标志着河洛地区佛教的辉煌。隋唐道教，道徒众多，经籍繁富，盛况空前。嵩山道士潘诞、潘师正、刘道合，祖籍河洛地区、后曾居王屋山的司马承祯，都曾长时期在河洛地区弘扬道法，传播道教。唐代以老子为皇室先祖，以道先佛后为序，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在邙山修上清宫，以《道德经》为“上经”，“贡举人皆需兼通”，对道教的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洛阳人程颢、程頣，继承周敦頣、邵雍的哲学观点，又融合佛、道内容，创立了一套系统地代表儒家思想的哲学理论。他们长期在河洛地区授学传道，其学说，后世称为“洛学”或“伊洛理学”。“读《伊洛渊源录》等书可知，宋学即理学、道学的学风，其形成是在称作洛学的二程兄弟，后来随着国家形势的变迁，道脉南传，终至朱子而集大成，在学术文化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③理学是两宋三百余年及其以后中国社会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二程、周敦頣、张载、邵雍被朱熹列为理学学派的创始人，称为“北宋五子”。
佛学、道教、理学之外，文学方面的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史学方面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艺术方面，龙门石窟的雕塑，唐三彩的出现和繁荣，吴道子等的绘画，宋代的画院；科技方面，僧人一行制造浑天仪、测量子午线长度、主持编制《大衍历》，苏颂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及著作《新仪象法要》，医学家巢元方主持编辑《诸病源候论》，张文仲撰《疗风气诸方》、《隋身备急方》，指南针、雕板印刷、活字印刷、火药、火器的发明和使用，以上这些，标志着河洛文化的鼎盛和辉煌。
转型期。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元、清、明迁都北京，河洛地区失去了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河洛文化也开始转型或走向下坡路。
复兴期。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河洛地区、河洛文化的往昔辉煌、历史地位和作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自１９８９年起，相继在洛阳举办了三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２００４年，河洛文化研究领导小组在郑州召开第一次会议，同年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在河南省社科院举行揭牌仪式，２００６年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从２００４年起，连续举办了第四至第十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不但对河洛文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研究，也在逐步创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时代的河洛文化，并创立新的学科“河洛学”，河洛文化进入了它的复兴期。
关于河洛文化的起讫时间和分期，也是河洛文化研究中备受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
王化昆在《略论河洛文化的几个发展阶段》一文中称：“河洛文化经过了产生、发展、鼎盛、衰落、复兴几个重要阶段”，并指出：在第一阶段，即原始社会阶段，河洛文化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这一时期的文化与现在所谓的“文化”概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河洛文化也仅仅是处于产生时期的低水平阶段；发展阶段“大致从夏商周到秦汉魏晋南北朝”；鼎盛期为“隋唐宋时期”；衰落期为金、元、明、清、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为复兴时期。
张得水、赵唯唯在《河洛文化的源头及早期发展》一文中认为：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是河洛文化的源头，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环环相扣，自成序列。夏商周三代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期，主要标志是：一、礼乐制度的确立；二、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确立。在汉唐时期步入洛河文化的繁荣期。
李玉洁在《河洛文化刍论》一文中将河洛文化分为“典型河洛文化”和“后期河洛文化”。典型河洛文化则指先秦时期的河洛文化；后期河洛文化则指东汉至唐朝的封建国家的正统文化，亦即帝王文化。
许顺湛在《河洛文化与黄河文明》一文中认为：“黄河文明经历了形成期、发展期和兴盛期三个阶段”，“形成期大体在公元前４０００年至公元前２０００年之间，前后经历了两千年之久”，“发展期是它的升华阶段；从时代来说主要是夏商周三代。在历经约两千年的王国文明时代，黄河文明不断走向辉煌”，“黄河文明的兴盛期，是进入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阶段，自秦汉开始直至北宋，一千多年来，河洛地区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帝都文化推动着全国科学文化大踏步地前进。”
朱绍侯在《河洛文化研究之展望》一文中认为：“夏商周是河洛文化的源头，汉唐是河洛文化的鼎盛期，北宋是河洛文化发展的顶峰；并由此衰落不去。”
薛瑞泽、许智银在《河洛文化研究》一书中认为：河洛文化的滥觞期，是指河洛文化起源的历史时期，属于中国历史上的上古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意义上的旧、新石器时代”；河洛文化的形成期“指河洛文化由原始社会进入有阶级、有国家的文明社会的历史时期”，“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河洛文化进一步形成的历史”；河洛文化的发展时期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洛文化的繁荣时期为隋唐时期；河洛文化的持续发展期为唐未五代；北宋一朝河洛文化“尚处于发展期”；北宋以后河洛文化处于衰落时期；到了近现代，“实现新形势下河洛文化的复兴已经不是一句空话”。
程有为在《河洛文化概论》一书中认为：史前原始社会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期；夏商西周三代是形成期；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是发展期；隋唐至北宋是兴盛期；金元明清是衰落期。“河洛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仅限于古代，截止于清末。”
张新斌在《河洛文化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一文中认为：“河洛文化是存在于古今的河洛地区的人们所创造的文化”，“包括河图洛书在内的史前文化为河洛文化的初始期；夏商夏三代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期；秦汉魏晋为河洛文化的发展期；隋唐北宋为河洛文化的鼎盛期；元明清为河洛文化的中衰期；现当代为河洛文化的复兴期。”
从以上所引关于河洛文化起讫时间及发展阶段的不同结论中，可以看出：虽然其中有一些结论的差别比较大、甚至是质的区别；但更多的则是细微的、或语言表述的不同。这些看法，均可以作为研究、了解河洛文化发展沿变的参考。
①《洛阳文化与洛阳经济》第３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②李先登、杨英《再论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初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根在河洛》第２２页。
③李学勤《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序》，陈义初主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河洛文化论衡》徐金星郭绍林扈耕田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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